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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

编者按

踏入2018年,阿里巴巴和华为两大中国企业接连进军美国市场受阻。华为CEO余承东直言华为和美国运营商合作的失败,对消费者是巨大损失,因为消费者得不到最好的选择。

诚然,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政府在投资合作上的一贯谨慎态度使得中国企业越来越难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美国市场。但是,在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看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塑造自身在美国社群中的形象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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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3309字,阅读时长约7分钟。


最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退出了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华为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的破裂代表着华为全面进军美国市场的脚步不得不放缓。

而就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退出与华为合作的一周前,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一个审查外资收购的委员会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放弃了12亿美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收购速汇金的计划。

像华为和阿里巴巴这样在行业具有领导地位的明星企业,在美国拓展之路纷纷受阻,被视为标志性的事件,很多中国媒体都将其视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并批评了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策略。而在蚂蚁金服收购失败后,中国外交部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为中国公司创造公平环境。

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容易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国际贸易中,由于涉及到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简单将其归咎为市场竞争的不公,会更加背离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中国企业在美国连续受阻不只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偏见。”这个观点过于简单了。

而如果中国企业希望继续他们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征战,实现他们国际化的目标,那么,理解当下的中美商业现实中的政治环境变化和复杂性,以及争取被美国社会更多的了解,才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变化了的地缘政治


华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确实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投资不断收紧,其移民政策也是。

特朗普政府有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它从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趋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经济上有双赢的这种概念;第三,尽管美国前几届政府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战略对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如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会缓解中美战略上的冲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这一观点的。

上月,一批国会议员致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可能会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达成协议,在美国销售华为产品的事件表示担忧,顾虑主要来自长期以来对他们所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信中称,国会“历来担心中国总体上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华为在这些间谍活动中的角色”。同样,在蚂蚁金服的汇金收购案中,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收购速汇金(MoneyGram)等大型转账公司,蚂蚁金服将可获取美国境内资金流动的大量资料,尽管蚂蚁金服保证会采取措施,增加数据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文章评述说,交易的失败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对敏感性个人数据的担忧日渐加剧。

所以说,一方面是特朗普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但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有深刻的担忧,造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美国搁浅。尽管华为、阿里巴巴都是私人企业,在中国可能大家会认为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拓展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美国社会却顾虑其中是否有政府行为的影子,这也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认识。 

美国社会一直担心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受政府控制的或者受政府影响?我们参观中国公司时,常看到墙上贴着的都是跟政府官员的照片,即使是私人企业,也经常看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你在国内时经常强调甚至炫耀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多么铁,多么硬,然后在国外却又宣称和政府没有关系。可信度有多少? 

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上不相信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关系。有些人就会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是敌对中国。但现在中国企业不是在美国才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中国企业某种程度上也都碰到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达到一定的规模必然要产生的一个矛盾。

从这一点上来讲,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说中国企业单方面可以改变的。所以华为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大局前提,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中国政府要做下来改变的这种状况,这种筹码已经不多了。有一个筹码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但这个筹码的价值在缩水,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外国公司都在撤资了。

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中国就收紧了对外资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的总量虽然在提高,但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根本变化:西方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实际上现在是在下降的,涌入中国的更多的是港资,而且很多都是房地产的,甚至现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撤资。

所以在讨论海外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对中国设置的一些壁垒,往往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政府做出的很多很多的限制,强迫外国企业要跟中国的企业共享知识产权、本地采购等等。

事实上,即使在特朗普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资的企业到美国的投资比美国的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要多好几倍。所以,对于美国在吸引海外投资上变得不开放了的指责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是不全面的。退全球化早在特朗普时代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是速汇金收购支付宝,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批吗?


用美国的方式让美国了解


据中国媒体报道,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的一些内容疑似回应了美国被拒一事。他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战斗,我们的青春热血,万丈豪情,谱就着英雄万古流。”由此看出,华为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市场。同样,汇金的收购,也是阿里巴巴美国拓展一系列布局之一。尽管阿里巴巴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相比亚马逊、eBay等已确立自身地位的公司,阿里巴巴还有很大的差距,鉴于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颇为紧张,马云和其它的知名中国公司可能会更难收购美国的公司。

如果中国企业有征服美国市场的雄心,那么就需要配上适时的策略,在当前局势之下,如果说在政治上没法表明企业行为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至少可以从行为上应该表现出企业愿意努力符合美国本地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学会在服务美国的社会结构特征下采取相应的行动。

就像华为这样级别的企业,可以在美国选择参加很多的社群支持的活动,建立基金会,支持地方的教育、扶贫等等,这就是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当年,日本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时,尽管不像中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怀疑,但确实也是受到相应的质疑,比如企业受到政府多少的补贴等等。日本很多的大型企业都在美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争取社群的支持,因为毕竟是民主社会,如果社会对你认可的话,既使是国会,既使是特朗普的白宫对你有这种敌意的话,各种社群的支持可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

中国的企业在跟美国媒体打交道时,有些天真,带有强烈的中国烙印。可能他们习惯了在中国,作为大企业,在媒体舆论中收到尊重,但美国的媒体环境恰好相反。越大的企业,媒体越有揭露的价值。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雇佣一些美国公关公司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就业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支持,比如说像日本的公司建立慈善基金会支持大学,支持教育等,竖立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这也是中资企业应该多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在美国社会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中国企业还可以选择和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当然会影响到商业的来往,但是中央政府只是整治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力量。以广东为例,广东和美国麻省是姐妹省。而且,广东和麻省之间应该是很有互补的关系,广东是一个制造大省,而且广东这种制造跟长三角州制造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深究的制造模式,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也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生产。

尽管麻省与广东省缔结了友好省州关系契约,但是,这其中有个知识的真空,即双方对对方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比起上个世纪60年代、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广东在海外的收集信息能力实际上是很差的。当时东亚四小龙派出的机构在收集信息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以日本的政府为例,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是有合作的,信息共享,政府协助企业收集重要和相关的海外信息。 

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应该有自己的派出机构。比如,广东可以在波士顿、剑桥一带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而且也不只是跟麻省政府去做联系,更多要当地跟商业界、学术界多建立联系。

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到麻省的访问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中国企业想要在美国立足发展,得有一种常驻的机构,定期与美国当地进行交流,沉浸在美国社会中,用美国能够理解的方式让美国了解中国的企业。

去年在广州举行的《财富》论坛有很多美国顶级的公司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反过来,为什么像华为、腾讯这样级别的公司,不能在美国举行类似的活动呢?这种符合美国风格的,开放和讨论性质的商业峰会,应该可以帮助美国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了解中国社会。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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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华为,海外投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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