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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80年至2015年实行的一胎化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直接结果是达成了降低出生率的主要目的。很多专家学者意识到低生育率的现状将带来的弊端，2012年11月，梁建章就曾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中国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重视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锐减，老龄化，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同步萎缩等问题。

我也赞同这些观点， 但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评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只容许中国大多数的家庭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导致了中国在1980年到2015年间缺失了一个特定的人口—即后生子女。所谓后生子女，是相对于头生子女或长子女而言的。这里涉及到一个词——“Birth Order”，中文叫“出生次序”，是指一个人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顺序，也叫出生排序或者出生排行。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胎化政策，致使整个社会大多数家庭以独生子女居多，失去了二胎或多胎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后生子女。

今天我讨论的是缺失后生子女对中国的人才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使中国丢失了一整代改革创新的人才。

我先声明三点。第一，我只是这个领域的消费者，不是生产者。所有的观点可以说是大胆假设，希望本行业的专家指正。

第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复杂性，那就是严格来讲，中国既没有头生子女也没有后生子女，中国只有独生子女。一般讲头生是相对于后生而言的，如果根本没有后生，从逻辑上来讲就没有头生了。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把出生顺序和独生子女分开讨论。因为独生子女既不是头生也不是后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研究里面讨论头生子女的特征机械地转移到独生子女身上。原因很简单：头生子女仅仅是临时的独生子女，他们的性格形成也是受制于后生子女的存在的。

第三，现有的研究是在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在别的国家，多生的和单生的家庭同时存在，可以想象，在那些国家成长的孩子受他们自己家的环境影响，但同时也受社会环境影响。一个独生子女在社会中还会和其他家庭的后生子女打交道和交流。但是在中国因为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只能是独生子女之间的交流。这种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现有研究里的独生子女表现的特征，所以下面的观点针对中国可能会趋于保守。

应该承认计划生育有可能提高了人口的素质。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父母倾注了全部物质条件和精力来教育和培养，为孩子的智能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孩子大多比较聪明。这跟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头生子女很相似，他们的共同点是独立性、求知性、灵活性都很强，在学校时都有表现优秀的倾向。同时独生子女或头生子女也都承受了父母最高的期望值。         

但是这些独生子女的优势可能会被独生子女的劣势所减弱或者完全抵消。独生子女因其备受宠爱，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更容易表现出任性，自私，不合作，意志力薄弱和依赖性强等特征。2013年2月《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小皇帝：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行为影响》（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的文章，研究人员比较了北京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后出生的人成年后的行为、个性特征。通过比较，确立有无兄弟姐妹与各种个性行为特征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行强制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人，不仅不易信任他人、自身可信赖程度也低，并且悲观厌世、竞争性差、责任心不足，不愿承担风险。该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对国人的个性成长相当不利。

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具有独生子女所不具备的成长环境和经历，特别是因为出生顺序的不同，在性格的形成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头生子女和后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头生子女表现得更有责任感，更保守；后生子女更叛逆，更能接受新思想。头生子女比较谨慎，后生子女更愿意冒险。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弗兰克·J·萨洛韦也在《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解释和修正了这一理论，心理學家凱文·萊曼(Kevin Leman)在其代表作《出生順序：你為什麼是你》(The Birth Order Book: Wh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中也发表了支持的研究成果。按照这一理论，后生子女更多敢于打破常规，成为社会的创新者。

还有一个主观的数据。2015年YouGov对全英国家庭做了一项调查后发现，在不止一个孩子的英国家庭中（占总家庭数的86％），把头生子女和幺子女单独拿来对比，他们的人格特质就会出现明显的分歧。在“更可能感觉到责任的负担”这个问题上，54%的头生子女认为自己比他们的弟妹更负责，相比之下，幺子女只占31％。在“更认为自己做事情更有组织性”问题上，头生子女占54%，幺子女占43%。

头生子女责任感强，谨慎，保守和稳定。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要大于后生子女。2017年5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经济学家Sandra E. Black和瑞典劳动力市场评估研究所的BjörnÖckert和ErikGrönqvist发表了一篇新论文《天生领导？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Born to Lead? The Effect of Birth Order on Non-Cognitive Abiliti）。该论文基于瑞典的入伍记录和职业人口数据来研究出生顺序对男性人格特征的影响。文章指出，与后生子女相比（特别是第三胎出生的孩子），头生子女成为首席执行官或政治家的可能要多出30％。  

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和作家凯文·莱曼 (Kevin Leman) 2009年出版的《排行的秘密：出生顺序如何影响人的一生》一书中就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首批进入太空的23个美国宇航员中，有21个都是老大，剩下2个是独生子女。在整个历史上，诺贝尔奖得主和美国总统中有一半以上是第一个出生的。44位美国总统中，有28位是老大，占到64%。著名的老大还有：黑人领袖、政治活动家南非总统曼德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比他早出生的2个孩子都夭折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从全球范围看，长子女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担任领导地位，比如公司的CEO的例子也举不胜举。比如SpaceX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和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微软CEO斯蒂夫·鲍尔默，雅芳公司全球CEO钟彬娴，嘉信理财董事长查尔斯·施瓦布等等。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由于后生子女的出现，分走了先前专属于头生子女的关爱，造成了他们地位的下降和强烈的心理失落感。这种经历被认为可能使头生子女变得缺少安全感，有专横的倾向。 因此，成为领导者或管理者比例更高的头生子女，对规则的制定和遵守会表现得更为保守，在政治上更倾向于维持稳定，甚至专制，有人举例说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符合这个说法。这个听起来比较夸张。）

因为后生子女很少体会到头生子女的受宠或失宠，后生子女被认为更具有“反叛”的精神。该说法是这样推断出来的：对于后生子女而言，既然有人已经把承担责任的位置挑起来了，他们要么去竞争这一位置，要么就另辟蹊径，寻找能避免和哥哥，姐姐直接竞争的适合于自己的位置。按照这个思路推断，后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用“反叛”的形式表示自己和头生子女的区别。同时，因为父母的态度在有了第一个孩子的经验后通常会改变，对待后生子女没有之前那么严格，关注相对少，后生子女也会获得相对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生长空间，因而会更具有“反叛”的生长环境。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杂志2010年11月号刊登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弗兰克•苏洛威和美国基尔福特学院心理学家理查德•兹瓦根哈夫特的一篇论文，分析了多项有关体育项目选择结果的研究。发现与弟弟妹妹相比，排行老大的孩子比起后生的孩子更少选择参与有肢体碰撞危险的体育项目。

后生子女往往想法灵活，反叛，善于交际，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比起头生子女更具有挑战传统的可能。美国进化人类学家，政治心理学家艾维·图西曼（Avi Tuschman）就认为政治观点出于人的个性，出生顺序也会影响人的政治观点。他在2003年出版的《我们的政治特性》（Our political nature）中谈到，许多分析表明，后生子女比头生子女更支持自由派政治立场，更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或者更可能成为代表自由事业的竞选人。后生子女在开放度上得分较高，在认真度上得分较低。根据萨洛韦的调查统计，在美国的禁酒运动中，年幼者参加左翼激进的立场的人数是他们兄长的18倍。圣雄甘地、卡斯特罗、阿拉法特等都不是后生子女。此外还有鼓励种族融合的约翰·肯尼迪，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向英国王室戒律发起挑战的戴安娜王妃，辍学创业的电脑奇材比尔·盖茨，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反叛不羁的麦当娜等等。（本人有幸或无幸的是后生子）

因为中国长期施行一胎化政策，我们的社会独生子女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社会，因此我们比别的国家和社会具备更多的独生子女的优点和他们的缺点。尽管出生顺序决定性格的理论在心理学上还是一个具争议的议题，但基于不少的心理学研究结论和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例子，我们可以对出生次序有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做下列推测：因为我们缺失了整整一代的严格意义的头生子女人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更少具有与头生子女相关的领袖才能的人才；而没有后生子女，有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了一代具有突破精神的，更愿意创新的人才。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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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计划生育，出生顺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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