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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西方右翼强人政治的崛起

编者按

从2016年的美国开始,西方民主国家先后迎来了政府换届选举。这些选举见证了右翼极端势力的崛起。从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庞勒再到匈牙利的奥班.维克托、捷克的安德烈.巴比什…...右翼政治强人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两套反应系统,系统1是无意识的,自发的,系统2是需要主动思考的。MIT教授黄亚生指出,这些右翼强人的涌现,归根结底,是因为ISIS极端恐怖主义煽动起了西方最不理智的宗教力量,使得人们在面对危机时依赖系统1的判断,转向强人寻找安全。生活在不确定和危机的隐忧中,这是民众自发追求安慰的心理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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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在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开篇第一句话: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被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的同盟。也许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会说:一个强人政治的幽灵在美国和欧洲徘徊,美国和欧洲一切右翼和民粹力量以及宗教势力都为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同盟。

 

这是一个强人政治在世界大行其道的时代,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到俄罗斯的普京,世界上的强人不断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收紧国家权力,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这两年来,右翼强人政治更是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生长、蔓延。强人政治在西方民主国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当西方民众处在目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中时,强人政治在心理上可以给人一定的安慰和安全感。

 

危机之下,强人辈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指出,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两套反应系统。系统1 (System 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而系统2 (System 2)的运行则通常需要人类来主动的思考、选择,它是一个理智抉择的过程。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是用系统1来处理问题,也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本能和过往经验来快速处理问题和做出反应;大部分的人在少数的时间才会运用系统2做决策和思考问题。

当面临威胁、危险和不确定时,人们就会更多依赖系统1,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问题,做尽职调查,在政治领域,当人们认为受到外部威胁时,人们本能的会去拥抱能够给我们心理安慰的强人领袖,而与之相反,那种温和且理智的领导风格,其领袖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西方民主国家的强人政治就是在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下和不稳定的世界格局中迎合了大众这种寻求心理安慰和解脱的需求而应运而生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赢得美国大选,就是强人政治在西方民主国家崛起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特朗普拥有历史上大多数强人领袖的特征: 大力鼓吹民粹主义、无限夸大自己国家和社会正在遭受外部威胁, 宣称自己掌握着带领民众走向繁荣的灵丹妙药。

无独有偶,特朗普不是近些年来在西方民主国家赢得选举胜利的唯一强人领袖。匈牙利强人奥班· 维克托在2010年借着金融危机赢得大选,就任总理,在2014年维克托更是以压倒性优势得以连任。维克托最为著名的举动就是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时,在匈牙利边境建起围网,阻止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入境匈牙利。为了镇压难民,维克托更是不惜修改法律,允许军队对非法入境的人使用非致命武器。

 

匈牙利的近邻捷克也出现了一名强人领导。被媒体称为“捷克版特朗普”的捷克第二大富豪安德烈· 巴比什领导其率领的民粹主义政党ANO党(意为不满公民行动党)赢得立法选举,安德烈·巴比什本人也于2017年12月就任捷克总理。安德烈. 巴比什被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称为捷克的“贝鲁斯科尼”式的人物。和意大利的右翼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一样, 安德烈. 巴比什上任后迷恋权力,热衷控制,也深陷腐败丑闻。(和特朗普类似,右翼强人多数是腐败的,无法无天的,相当多是商人背景。以后有时间我会回到这个题目详细展开。)

除了匈牙利和捷克,波兰也拥有一名强人领袖。波兰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自2005年当选后,一直被波兰人民视为波兰的精神领袖,享有很高的民望。卡钦斯基在外交上对波兰的宿敌德国和俄罗斯态度十分强硬。曾经有一次,因为德国媒体用“土豆”一词羞辱他的长相,卡钦斯基直接取消了对德国的访问。卡钦斯基虽然在2010年因为坠机事故身亡,他创建“法律与公正党”直到今天还把控着波兰议会,足见卡钦斯基的右翼幽灵在波兰政权中还颇有影响力。

 

除了美国、匈牙利、捷克和波兰这些西方民主国家,法国、荷兰和德国在2017年大选年也都迎来了冲击现有执政政府的强人候选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鼓吹法国脱欧并以强硬手腕拦截穆斯林移民的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被称为“法国最危险女人”的玛丽娜·勒庞。虽然这些候选人没能最终赢得大选,但他们在选举时赢得的支持和掀起的波浪也进一步印证了强人政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抬头之势。

缘何强人均来自右翼?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西方崛起的这一批强人领袖基本上都是右翼党派。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左翼强人的例子。特朗普和其领导的共和党已经从一个保守,传统的主流政党蜕变到今天一个极端的右翼激进党派。匈牙利总理奥班. 维克托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阵营也是匈牙利最大的保守主义右翼政党。捷克现总理安德烈. 巴比什创立的ANO党更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波兰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创立的法律与公正党也是波兰最大的右翼政党,信奉欧洲怀疑主义,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持怀疑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可以说,西方强人政治的崛起也代表了西方极右翼和极端势力的抬头。

 

当我们分析右翼强人政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时,我们需要关注一条连接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共同的纽带,那就是宗教,更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可以说,右翼势力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抬头和宗教原教旨的势力兴起很有关系。左翼政党的成员有相当的比例是信奉无神论者,即使信教的也是温和型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凝聚成员。同时,左翼政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一般比较理智,不走极端。

然而,西方的右翼政党大都和基督教徒有密切且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票仓相当依赖教会组织的支持。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捷克的ANO党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都信奉基督教民主主义,并在政策上偏向天主教徒。美国总统特朗普背后更是有强大的基督教的支持。2016大选中特朗普背获得了81%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有研究认为福音教派的支持是特朗普背赢得总统宝座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华人基督徒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占有极高的比例。 在当选后组阁时特朗普更是明确承诺福音派基督徒,将保留“福音派顾问委员会”(Evangelical Advisory Board),并且邀请他们参与政策建议。

滋生右翼强人政治的土壤来自于伊斯兰教的极端恐怖事件。左派会运用系统2,会亮出数据,会强调这些恐怖事件虽然在个体层面非常严重,但从统计层面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被雷击毙的概率和在自家澡盆里淹死的概率都比被恐怖事件致死的概率高。)他们还会亮出数据表明右翼极端派的恐怖事件对西方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事件。左翼阵营更愿意强调以对话,合作的和加强防御性的管理等传统模式来解决一个从理智上来讲本质上就是一个治安的问题,他们不会去刻意强调所谓文明与宗教冲突性,不会去煽动狂热的圣战。

 

但是左派的理智使他们的主张显得冰冷,不近人情,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们的政策和政治纲领显得松散,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左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显得苍白,缺乏感召力。

近些年来,以ISIS为首的中东极端组织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个别的、但曝光率和关注度极高的恐怖袭击事件成功地煽动起了西方最不理智的,原始的宗教力量,这些宗教力量和右翼强人领袖结成钢铁联盟,向科学,理智,启蒙价值宣战。这才是ISIS对西方民主社会造成的实质性的破坏, 他们用很低的成本把西方最不理智的势力调动起来了,让系统1完全压倒了系统2。回到《共产党宣言》的那个名言,对!确实有一个徘徊在美国和欧洲强人政治的幽灵,但它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系统1的支撑力量,这是西方右翼强人崛起的最根本的动力。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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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共和党、右翼强人、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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