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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

编者按

中美贸易层面上的摩擦依然还在继续。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放弃长期遵循的“交往战略”,而去选择以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对华贸易事务。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对于“交往战略”有效性的衡量应该聚焦在经济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从经济角度来讲,“交往战略”并没有失败。美国精英界对于“交往战略”的失望更多源自于他们对于此过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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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美国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认同特朗普在贸易领域上对中国的指摘。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美国过往对于中国会更加开放本土市场的期望是错误的,中国在贸易上对于外国企业设置了过多的壁垒。几乎同时,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在美国权威时事评论网站“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文表示,美国过往和中国在贸易上的合作,并没有让中国按照美国期望的方式,开放自己的市场。

法里德·扎卡利亚和库尔特·坎贝尔作为美国的学术和政策精英,都是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然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他们却一同选择和特朗普站在一边。实际上,在美国学术界,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美国是时候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和中国的贸易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美国学术界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界和商界也都同意这一看法。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所持的指导针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被称作“交往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 

 

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告别“交往战略”

然而,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个“交往战略”,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请注意,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发展。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的新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也不会影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发展。

现在下结论说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遏制的共识还为时尚早。现在美国对华的策略是可以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交往战略”被认为是“先交货后交钱”,就是希望通过和中国自由贸易来推动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改革。如今特朗普的强硬政策是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我在上一篇文章《黄亚生:特朗普的政治战》已经提及,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已经在华盛顿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不仅不少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表态,应该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美国政府和社会还在其他方面体现着其对于“交往战略”这一友好战略的放弃。

在《黄亚生:特朗普的政治战》一文中,我谈到,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变化。原先,美国商界是极为支持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然而,如今美国商界的态度也有转变。摩根大通CEO、特斯拉CEO和通用集团都先后表态,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政策。而前文提到的库尔特·坎贝尔也在其文章中指出,根据美国商会的调查统计,在过去的2017年,有八成的美国公司表示感觉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降低了,而更有六成的美国公司认为他们不认为中国会在未来三年内提升市场开放度。看来,美国长期奉行“交往战略”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自由贸易的经济本质

我虽然理解美国为什么会修正对中国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认为“交往战略”不管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讲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我认为很多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把贸易和投资赋予了太多和不符合实际的政治意义。首先应该指出关于自由贸易的好处最初的原理阐述的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自由贸易好处的原理阐述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指出贸易可以使得国家专注于其更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项目和产品中,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并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商品,实现双赢。对于自由贸易好处的最初阐述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间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大家对于自由贸易的讨论都是经济层面上的,很少会有学者会说贸易的好处主要在于政治层面上的。

当然,在美国,政客们必须要用政治层面的理由来在国会“推销”自由贸易。在美国,很多民众都指责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岗位,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客很多时候不得不搬出政治层面的逻辑来推动自由贸易相关的法案。

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要明白任何针对自由贸易的分析必须首先应该基于经济的视角,其次才应该是政治的视角。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和跨国投资对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经济作用。自由贸易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造成就业和局部经济和行业冲击,但是不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来讲,自由贸易不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整体的伤害和冲击。

诚然,贸易会损害某一特定产业,但在整体上却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特朗普从竞选总统开始就一直渲染“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的论调。但实际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威胁到美国人的整体就业。根据美国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研究,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制造业和重工业上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则是在科技、教育和高新制造业上有着比较优势。中美之间的贸易可以使得两国专注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并且实现互利双赢。在2015年,中国超越了加拿大,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从2015年算起,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还在一直扩大,在2017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636亿美元。

对美国的“交往战略”于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表述,这应该是一种概率性的思维方式,但在美国的政界、企业界和公众舆论盛行是一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贸易、投资和全球化就一定会带来政治变革。经济和政治最终是人的行为,里面有很多主观因素和不可预见性。贸易、投资会影响一个国家政治演变的概率,但是不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

特朗普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但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进行投资、运作,已经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和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融入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实际上,这有可能对中国的经理人和投资者的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运作需要处理很多在中国不需要面临的挑战:在美国,中国企业需要面对工会抗议、和工人讨价还价、国会的指责、独立记者调查和一系列突发情况。他们会发现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用“人民币解决人民的矛盾”是根本行不通的。在面对和处理这些复杂情况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学会了如何在国际化的大环境、法制环境和言论自由环境下运行。

经济层面的考量是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的充分条件,也是它的必要条件。只要国际贸易能产生经济效益,美国和中国就应该继续实行“交往战略”,鼓励和开放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自由贸易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消灭贫困、促进国际分工和效率的提升。如果自由贸易能带来政治上的收益,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而不应视为是衡量自由贸易的最基本的考核标准。

我不认为“交往战略”本身完全失败了,它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已经符合自由贸易的初衷了。而究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是一个“期望值管理”(Managing Expectations)的失败。

偏离自由贸易的经济原理,给其赋予了额外和不现实的政治指标,并不能说是自由贸易本身失效了。“交往战略”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其政治使命和经济手段之间的错位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是非常复杂的,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根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也许会影响到一个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决定这个变革的进程。给予交往战略错位的期待,失望的美国精英阶层转而成为了特朗普强硬政策的同盟。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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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中美贸易、交往战略、自由贸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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