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般问起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最知名的教授，也许他/她会说出一个自然学科科学家或者经济学家的名字。（据统计，截止2010年，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有八名在得奖时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也因此成为诞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多的学术机构，仅次于芝加哥大学。）但实际上，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语言学家”——他的名字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乔姆斯基2002年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荣休教授。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那一年（2003年），他已经退休了。2017年，乔姆斯基离开了波士顿，在保留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头衔的同时，成为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我非常后悔，在麻省理工学院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去听过乔姆斯基的讲座。这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而是因为之前我一直对他有成见，认为他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意识形态主义者。然而，当我最近阅读了他的文章，观看了他的讲座和辩论时，我对乔姆斯基的成见有所改观。通过了解乔姆斯基的观点，我发现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批评是基于事实的。他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美国媒体的批评也是发人深省的。

我认为他批判右派国家不是为了为左派国家辩护：他之所以会严厉批评美国和以色列是完全是出于一个个人的选择——身为美国人，因而他对美国的批评更加严厉。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从没有因为美国犯的错误而去为苏联犯得错误做辩解。这和美国很多左派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而乔姆斯基的批评逻辑正好是反着的，他认为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首要的责任就应该是批评自己的国家。

乔姆斯基一直被学界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可以说，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贡献，相当于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学和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的贡献。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从1980到1992年，乔姆斯基的论文成果被引用次数是全世界所有在世的学者中最多的。

乔姆斯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概念。根据公众号“Lab君”对于普遍语法的介绍，在乔姆斯基之前，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儿童学习语言与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模仿成人说话，获得反馈，通过“刺激－反应”，说话方式与成人愈发相似。一句话概括就是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单纯的后天的模仿过程。

然而，乔姆斯基则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人自身的认知能力。他认为人类天生有语言习得的能力。这种内嵌的能力包括两个部分：普遍语法和评价语言信息的能力。普遍语法指人类语言所普遍具有的语言原则。乔姆斯基认为，儿童生下来就具有一种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表示:“普遍语法不是一部语法，而是一系列条件，用来限制人类语法的可能范围。”具体地说，普遍语法是一切人类语言必须具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代表了人类语言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人能学会语言，是因为人脑生来就存有人类一切语言的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就是普遍语法。而评价能力指儿童接触实际语言后，会总结归纳并验证语言规则，让轮廓变得具体，从而掌握一门语言。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推动了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乔姆斯基曾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永远的反对派”。这是因为乔姆斯基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还是一个活跃的政治评论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乔姆斯基就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制度做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判。

乔姆斯基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发起人和先行者，他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文章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入侵越南为例 ，直接批评了美国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乔姆斯基是最早发声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之一。乔姆斯基在文章中直接点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相、戳穿谎言。”他表示，“基本上，学者应该试图发现真相，并诚实地说出真相。这是目标。但学者们这么做了吗？也许物理学家在这样做吧，历史上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不是这样的角色。总体上，他们的历史角色就是服务于权力。每个社会中受到尊敬的学者都是因为他们为权力体系服务而受尊敬的。每个社会都有异见者，他们在社会的边缘，批评权力的运作，试图找出制度的本质，呼吁道德和正义。这样的人通常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罚。在一些社会里他们被谋杀，在另一些社会他们被送去监狱，被排斥边缘化。他们从来没有受欢迎过。”

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发表的四年以后，乔姆斯基被当时的著名保守派评论家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邀请在电视节目上以越战为核心话题，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干预主义进行了一次辩论。这次辩论凸显了乔姆斯基极高的智商和作为顶尖学者的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巴克利曾被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称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智商和知识，巴克利被很多人认为是顶尖的。

然而，在那场1969年的辩论中，乔姆斯基无论在逻辑，事实掌握，逻辑推理等方面都完全碾压巴克利，可以说这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乔姆斯基尖锐批评了美国的外交行动，即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犯下人权之罪。乔姆斯基指出，在越南，美国犯下了难以想象的最恶毒的帝国主义政策：谋杀儿童，恐怖主义行为和可怕的战争罪行。有一个细节可以直接证明乔姆斯基对于事实的掌握。在辩论中，巴克利一度谈到：“希腊人民曾先是在共产主义革命时被屠杀过，然后是被纳粹屠杀，然后又是共产主义。”乔姆斯基快速问道：“共产主义革命？希腊？在纳粹之前？”巴克利说道：“嗯，在40年代时的希腊内战时。”乔姆斯基直接指出：“在纳粹之前希腊没有共产主义革命，你的历史知识真让人困惑。”（注：巴克利所说的希腊内战发生在1946到1949年）

除了写短篇文章和参与电视辩论，乔姆斯基在几十年里一直坚持写书，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其在“9·11事件”后出版的《9-11》。《9-11》是一本乔姆斯基采访和评论性文章的合集。在书中，乔姆斯基直接指出， “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乔姆斯基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他表示：“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国家，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强权。”在2006年出版的《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对民主的损害》一书中，乔姆斯基再次毫不留情的对美国政府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在书中，乔姆斯基表示，美国支持外国的民主化是基于美国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前提，而这些利益只是美国大型企业经营阶级的利益。他表示，如果“流氓国家”的定义是轻视忽略国际法，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流氓国家中的流氓国家”。

除了美国政府，乔姆斯基还十分热衷批判以色列。虽然乔姆斯基是犹太人，但他却强烈抨击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暴力政策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乔姆斯基说，“巴以的问题，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内部问题。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以色列绝对不会这么极端，嚣张。”

作为活跃的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集中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以色列，而不是左派集权国家。 这不是说他替左派辩护，而是他认为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就应该更关注西方国家的罪行。这和很多中国人用西方国家犯的错误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是完全相反的逻辑。他的思维方式是：他自己是犹太人，精通犹太语，所以他对以色列做体无完肤的批判。这和如下逻辑——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犯了错误所以我也可以犯同样的错误——有着天壤之别。

我尊敬乔姆斯基，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尊敬能够包容乔姆斯基存在的美国。他虽然对美国有着无情的评判，但是他却能够在美国获得无数的学术荣誉，他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被请去喝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期间，虽然一直有外界呼声要求麻省理工学院解雇他，但麻省理工学院态度坚决，丝毫不受舆论影响。

美国对言论之宽容这点可能乔姆斯基没有直接感触，因为他生活在美国社会。他只有在美国外才能体会到这一方面。在2005年，乔姆斯基曾受邀到巴勒斯坦的比尔宰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演讲，但以色列当局却在边境拒绝了乔姆斯基进入巴勒斯坦。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以色列当局对于乔姆斯基长期以来针对以色列言论的报复。作为美国最忠实的追随者，以色列的气量与美国还是差了不少。

这正是美国和民主的伟大。乔姆斯基曾在到访中国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这个（美国）体制有很多好的方面，我们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是领先世界的，这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可能不认同乔姆斯基的所有观点，甚至对他的很多观点持相反意见，但是正是因为有乔姆斯基的批判才有美国这个国家的进步。越战时，知识分子和公众在很迟才站出来反对，但是伊拉克战争则很快就有反对的声音。 美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乔姆斯基这样的批评者和“执不同政见者”，而不是因为那些保守、右派的维护者。 任何制度都是这样的，是它的批评者在推动进步，而不是它的维护者。

乔姆斯基今年已经年逾八十，但依然是活跃的政治评论家，前段时间还批评了特朗普的环境政策。法国18世纪著名戏剧作家博马舍有一句名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乔姆斯基一生就是在践行这一句话，而美国的制度也在保护着像他一样的践行者。我在这里向乔姆斯基致敬。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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