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的标题取自布雷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篇宣言。他原话大意是，“（特朗普）是正在复兴的白人身份认同和共同使命感的象征。但拜托了，亲爱的上帝，他可不是个（合格的）政策制定者和领袖。”

发表了这个宣言后，塔兰特和他的同谋一起制造了新西兰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3月15日，塔兰特和他的同伙攻击了位于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Christchurch）的两座清真寺，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0人死亡，48人受伤。

塔兰特的表态非常精确地概述了西方民主国家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讲，右翼政治家的理念和政策实际上和他们的支持者——白人蓝领阶级——的自身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特朗普的减税、贸易战，阻碍“奥巴马医保”的实施和英国的脱欧等，实际上都是在牺牲他的支持者的利益。 （塔兰特在他的宣言里表示他是个学历不高的蓝领工人。）这在政治学被称为，“Voting Against Your Own Interest” （投票背离了自身利益）。

塔兰特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依然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塔兰特推崇作为白人身份象征的特朗普。政治学里将这个称为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右翼白人至上分子更在乎的是他们的“身份”是否受到威胁，受到移民的威胁，受到同性恋的威胁，受到无神论的威胁。  

这是西方国家内部右翼和左翼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左翼不认为世界多样化和多样性，无论是在种族，宗教，政治信仰，还是个人行为方面，对他们会有任何威胁。而右翼生活则在一个永恒的恐惧状态中，任何一个社会变革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具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威胁。 （顺便说一句，虽然西方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它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毫不夸张的说，右翼和左翼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塔兰特的宣言和他的行为是这个观点的最好的写照。

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指出，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两套反应系统：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而系统2的运行则通常需要人类主动的思考、选择，它是一个理智抉择的过程。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是用系统1来处理问题，也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直觉和过往经验来快速处理问题和做出反应。第一种思维模式很快、很感性，依靠直觉。第二种思维模式更慢、更审慎，依靠逻辑。

逻辑与理性是人类本来不具有的特性；诸如逻辑，推理这样的正面理性，并非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原始、有力的冲动。原因很简单：在狩猎动物时代，我们的祖先但凡看到风吹草动，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就会马上逃离危险。他不会还在那里深思熟虑，收集有关数据和信息，再做决策。 

人类在狩猎动物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直觉的。到了今天，这种感性、直觉、情感式的思维方式还是人类最强大的动力。而在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中，最强大的情感就是恐惧。当人们恐惧时候，就愿意支持更强的人来保护自己。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就说道，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可以建立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之上的。像塔兰特这样的右翼分子，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许都是远古狩猎时期，听到风吹草动跑的最快那些人的后代。移民，同性恋和无神论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风吹草动”。

右翼白人至上分子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分析，而是在于特朗普对于他们大脑感情部位的刺激和煽动。我在《黄亚生：美国早晚要出事》一文中指出，美国右翼民众很容易被极端言论蛊惑。特朗普最常用的心理手段就是激发支持者的恐惧心理，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威胁，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诉诸恐惧（fear appeals）”。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右翼民众很容易被“诉诸恐惧”所支配。 2008年，几名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恼人的噪音和图片有着更强的生理反应。2011年，几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脑成像研究也显示，那些在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的人往往拥有更大的杏仁核——在恐惧和焦虑状态下，杏仁核是一种非常活跃的结构。以上两篇论文都表明，当面对具有威胁性的刺激时，右翼保守派的大脑有一种夸大的恐惧性反应。这些大脑反应是自动的，不受逻辑或推理的影响。只要特朗普继续散布恐惧信息，许多右翼保守派的大脑就会不由自主地活跃起来，就像被开关控制的灯泡一样。恐惧让特朗普的追随者做出极端的行为，包括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暴力事件。

右翼的思维方式就是完全凭直觉的，是凭着“感觉走的”，全部是系统1的。 （我在这里对右翼思维方式和一般被认为是右翼理念和政策主张， 比如小政府，减税，私有产权等区分开来。）右翼思维是反逻辑的，反理性的，但它是原汁原味的，是“原始的呼唤”，是属于人类最初级的，最底层的情感。或者说它是野蛮的， 是根本无法理喻的。（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和任何一位华川粉交流一下就知道了。）西方民主的最大敌人肯本不是什么什么中国模式或者ISIS等等，而是右翼思维方式。

第一是右翼思维的强大的力量。特朗普善于持续煽动右翼分子大脑里的感性的部分，让他们时刻保持恐惧感和危机感。这也使得我们不能够以传统的政治家的行为模式来分析特朗普，因为传统政治家的思维模式是以政策为导向，而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则是以心理为导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这次新西兰枪击案犯罪嫌疑人塔兰特这样的右翼分子，即使不认同特朗普的政治能力，甚至无法理性的估计特朗普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但也对其可以保持效忠。

第二是它极强的破坏性和暴力性。我在《黄亚生：美国早晚要出事》中预测，基于特朗普的煽动性，美国还会再次发生暴力极端事件。然而，随着右翼势力在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的蔓延以及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个预测可能会延伸到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类似的暴力事件会升级，会在许多国家发生。 这次新西兰的枪击事件就是这一观点的一个悲伤的印证。事实上，塔兰特在案发前的宣言中曾坦言自己计划了两年，而且并没有在最初就把新西兰设为目标国家。他是在策划的过程中认为在新西兰进行恐怖袭击可以造成在其他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进行袭击同样的效果和影响力，因此选择了新西兰。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右翼思维的原始性和它强大的破坏性。 特朗普能够当选已经是这个原始性的思维发挥作用的结果。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或是左翼力量不能天真地认为一旦特朗普的实际经济或是外交政策效果不好，他的核心支持者对他的支持程度就会降低。他的很多支持者因为教育水平偏低，甚至无法理性的理解特朗普的具体政策细节。（塔兰特实际上是个例外。）只要特朗普可以持续在心理层面上激发他的核心支持者，即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分子，他的支持率就很难降低。

文明和理智无法全面征服原始和野蛮，但是原始和野蛮却有可能毁灭文明。

参考文献

[1] Karp, A. 2017. “Estimating Global Civilian-held Firearms number. ”Small Arms Survey.

[2] Fessler, D., Pisor, A C., and Holbrook, C. 2017. “Political Orientation Predicts Credulity Regarding Putative Hazar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5), 651–660.

[3] Oxley, D R., Smith, K B., Alford, J R., Hibbing, M V. , Miller, J L. , Scalora, M., Hatemi, P K., and Hibbing, J R. 2008. “Political Attitudes Vary with Physiological Traits.” Science, 321 (19 September) 5896: 1667-1670. 

[4] Kanai, R., Feilden, T., Firth, C., and Rees, G. 2011.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re Correlated with Brain Structure in Young Adults”. Current Biology, Apr 26; 21(8): 677–680.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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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新西兰枪击，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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