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公开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 8月份，特朗普召集了美国15个知名公司的CEO和白宫的重要幕僚共进晚餐，据与会者透露，在席间，当特朗普曾谈及中国时，他表示了这个观点： “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就持续煽动民众对整个中国社会和华人群体的敌意。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黄亚生：“留学生都是间谍”——共和党的“文明冲突”思维》中谈到的一样，特朗普和克里斯托弗·雷把对美国的威胁从政府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体现了他们“文明冲突”的思维和逻辑。

我在之前的文章《黄亚生：华裔教授被开除事件不幸印证了我之前的担忧》中已经表示，在特朗普煽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在美华人，尤其是在美的华人学术科研人员的处境已经极为艰难。

4月19日，美国顶尖癌症研究机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开除了3名被指向中国政府透露了重要研究成果和数据的科学家。这3人均为该中心的终身教授，其中2人已在被开除前辞职。事情的导火索是安德森中心去年收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邮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指出安德森中心的5名教授存在利益冲突或者没有报告的海外收入，并要求安德森中心进行调查。

安德森癌症中心事件后的不到一个月，美国埃默里大学关闭华裔教授李晓江实验室的事件又一次印证了我的担忧。5月16日，埃默里大学的行政人员突然关闭了学校杰出讲席教授、华裔人类遗传学家李晓江和他夫人的实验室。5月22日，经公众号“知识分子”的采访确认，采访李晓江实验室成员透露，李晓江教授已被学校解聘，实验室部分中国人被解雇，并要求30天内强制遣返。在5月23日发往校内员工的邮件中，埃默里大学表示：“响应NIH政策进行调查后发现，埃默里大学认为李晓江和李世华（李晓江夫人）未充分公开来自国外的研究经费，以及在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的范围。” 李晓江自己表态，此前就“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向埃默里大学做出过说明，且目前在中国待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还要少”，他曾向前任院长提交了申请书，并获得同意。因此他不认为自己未充分披露在国外工作情况。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研究“实验不同，且经费没有交叉”。

安德森中心3名教授的离职和埃默里大学的解聘事件使在美华人学术研究人员的当下处境成为了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

在我看来，学术是不应该有国界的。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往往离不开知识的共享和不同背景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美国学术机构应该明确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文明冲突”论调，保护包括美籍华裔科学家的人权和学术自由。我不否认美国政府有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发生一起华裔科学家明显涉及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例子。往往最后公布出来的官方理由不过是关于研究资金来源披露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我不是为这些华裔科学家在这方面犯得错误辩护，但我相信这些属于操作规范上的过失绝对不可能只是华裔科学家所独有的。如果美国学术机构对国内科学家做一个随机的调查，很可能发现很多的科学家都有多多少少在这方面的过失。 如果仅仅调查华裔科学家而且用这种技术过失作为解雇这些科学家的借口，那这就完全是麦卡锡主义的翻版，而不是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考虑。

当我们讨论在当前国际关系大环境下，在美中国学生和华人学术研究人员的微妙处境以及所受到的敌意时，我们有必要回顾美国政府敌视在美华人群体的复杂历史，和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文明冲突”的惨痛教训。

1882年，美国第21任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签署了《实施有关中国人条约规定的法案》（“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俗称《排华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并责令各级法院不得允准中国人归化。《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针对中国人的配额移民法案所替代。直到 1965年，美国通过《移民和国籍法案》，废除了配额制度，《排华法案》的影响才算正式消退。2012年6月，在《排华法案》通过整整130年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就此法案向美国华裔群体致歉。

《排华法案》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国内社会对于华裔群体的歧视，并激化了暴力行为的发生。在《排华法案》期间，美国发生过“石泉河大屠杀”和“蛇河大屠杀”在内的多起美国白人针对在美华裔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在“石泉河大屠杀”和“蛇河大屠杀”中，有近50名华裔被害身亡。两起案件发生后，当地主流报纸甚至表达了对行凶者的同情。

1942年2月，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下达了“9066行政命令”，以种族背景划分，将美国西岸的12万日裔美国人转移到集中营。据统计，12万被转移安置日裔美国人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出生。美国约翰·德威特中将（Lt Gen John DeWitt ）曾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表示，“日本族裔是一个属于敌人的种族，虽然有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日裔是在美国本土出生，拥有美国国籍，并且已然‘美国化’，但是种族间的紧张情绪仍未有减弱。”虽然“9066行政命令”并不是针对华裔，但却是美国历史上以种族为依据，执行歧视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

二战后，在美国参议员乔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煽动下，美国进行了长期的所谓的“反共”调查，上千名政府人员、好莱坞艺人、学术界学者，甚至是普通民众受到怀疑、调查，甚至是诬陷。这是美国历史上，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执行歧视政策的典型例子。顺便说一下，麦卡锡是共和党人。（我认为读者应该不觉得奇怪。）

在去年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威胁”后，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今年4月份再次公开发声，他表示“我们仍然面对传统的间谍威胁，但经济间谍活动在如今的社会中是间谍活动的主要形式。如今，敌人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包括我们国家的资产、我们的信息和思想、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技术。而在所有敌人中，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美国构成更广泛，更严重的威胁。中国的间谍行动是全社会性的（a societal approach），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企业、大学和组织中以任何方式窃取创新。他们通过中国的情报机构，通过国有企业，通过名义上的私营公司，通过学生和研究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全社会性的间谍行为，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来自中国整个社会的威胁。”

雷特别提到了目前美国国内学术机构面对潜在的间谍行动往往“过于天真”，缺乏重视。他强调了美国大学和联邦调查局信息共享的重要性，表示“我们必须尽快地通过更多的渠道与美国大学共享更多的信息。我们还必须为大学创建有效的机制，便于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分享信息。”

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文明冲突”论调和雷前不久对于美国学术界的煽动是极具危害性的。学术本应无国界，学术界很多重要学术成果都是由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合作完成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全球在2000到2013年间发表的所有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论文，发现由来自多个国家研究人员合作撰写的论文数量比例从2000年的13.2%提升到了2013年的19.2%。也就是说，平均每五篇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论文，就有一篇是由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其中，美国国内研究机构2013年发布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论文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论文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足以证明，在学术界，不同种族背景或国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紧密合作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常态模式。

事实上，在美国学术界，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不久前，4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125名新院士（100名本土院士和25名外籍院士），两名中国籍科学家入选外籍院士，两名美籍华裔入选本土院士。根据 “知识分子”的统计，截止2019年，历史上共有107名华人科学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本土院士或外籍院士，其中包括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崔琦等，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和陶哲轩，以及图灵奖得主姚期智。而在历史上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本土华裔院士中，有26人有大陆背景。当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远远不是美国顶尖华人研究人员的全部。以我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在麻省理工学院，有大约40%的教研人员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在这40%的群体中，中国背景的教研人员人数是最多的。

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它的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 在美国国内出现越来越多针对研究机构里华裔研究人员的担忧和怀疑后，今年2-4月期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先后在官网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学校内的华裔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其中，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在声明中特意强调了国际合作和国际科研人员的重要性，指出，“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知识的交流与创新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在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贡献智慧，为全球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和实验室里，我们两人都一再看到来自全球各地成员所贡献的价值，他们带来了多样性的专业知识。”

而在声明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都明确表示，两校进行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是可以公开公布和传播的研究，两校的教师和学生“并不接触敏感的秘密技术或知识。” 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国内部分政治家和媒体对于美国学术机构内很多国际背景的研究人员掌握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保密技术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学术领域，美国政府和学术机构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人类科学研究进步的关键条件，即知识的自由交流和共享？ 同时，正如我前文所言，华人学者为美国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更是有超过30万的中国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政府和国内学术机构也需要思考，在中美学术和教育领域高度融合和互相依赖的今天，该如何既保护美国学术环境的纯净性，又不破坏中美间来之不易的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自由合作交流现状？

我理解美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视和担忧。然而，这不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煽动“文明冲突”，将问题种族化的理由。美国学术机构应该明确拒绝特朗普政府的“文明冲突”论调，吸取历史上的《排华法案》、“9066行政命令”和麦卡锡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什么是正常的学术交流，什么又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信息，这些都是极为复杂，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学术机构更应该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并邀请美国政府官员加入讨论。学术机构的本质应该是重视学术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思想交流。这也是衡量每一位科学家的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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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中美关系，在美华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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