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中，一个华裔“政治素人”候选人愈发受到各界的关注，他就是民主党人杨安泽（Andrew Yang）。杨安泽的话题度迅速蹿升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极为大胆的核心政策——“自由红利”，即主张向每名美国公民每月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本文介绍他的“全民基本收入”。下一期介绍他对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希望通过公众号的两篇文章展示、分析杨安泽的经济，政治、政策主张，并表达他对杨安泽做为一个具有理性的和创新想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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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1月杨安泽（AndrewYang）向美国联邦竞选委员会提交申请，希望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也鲜有人会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真正有竞争力的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最初的默默无闻和不被看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一名政治“素人”，在宣布竞选前，杨安泽的身份是一名企业家，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然而，杨安泽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受关注。根据民主党最新公布的民主党总统参选者第三季度的筹款数据，相比第二季度，杨安泽获得筹款增长了257%，增长率居民主党榜首。虽然增长率的大幅增长一定程度是因为杨安泽筹款的基数相对较低，但在第三季度筹款的绝对数值上，杨安泽的筹款额甚至超过了民主党曝光率极高的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的筹款数额。对于一个华裔政治素人来说，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杨安泽的话题度迅速蹿升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极为大胆的核心政策——“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杨安泽主张向每名美国公民每月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的“自由红利”。他的“自由红利”实质上就是一个“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杨安泽的“自由红利”政策在提出后迅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讨论，这种讨论也因为杨安泽的华裔背景、政策的大胆性和美国大选本身的热度等多方面因素，延伸到了中国。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包括很多中国或有中国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政策的第一反应是：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吗？这样做只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吧？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杨安泽所提出的政策，包括——“自由红利” ，和其他政策，都是有相当的理性和逻辑性的。他的政策不见得可行，但是我认为杨安泽对美国政治的贡献是他对美国政治注入一定的理性。他是一个“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而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为先的政治家。这样的一名竞选者在我看来是值得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

 

我个人支持杨安泽并不是出于我完全信服杨安泽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全民基本收入”）。我的支持出于两点：第一，我支持一个中国背景的人争取美国最高的权力位置，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我支持美国政治在某些领域的多样化。这个多样化可以是种族的，也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政治信仰的。一个多样化的国家，一个多样化的公司，一所多样化的大学才有竞争能力，才有创新和活力。对我来说，支持杨安泽和支持非裔背景的奥巴马或以后一个犹太背景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意义是一样的（当然是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第二，我认为美国政治需要一个另类的政治家。你也可以说杨安泽和特朗普都是“另类”的、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但他们的区别是杨安泽将理性纳入政治而特朗普则是将极端、歇斯底里纳入政治。杨安泽是一个很实际、很有逻辑，并且很有分析能力的竞选者。他擅长利用数据和学术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政治家比较合乎我的口味。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能够发现问题，并用合理的逻辑搭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是最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这在目前美国政治生态环境的高层中是欠缺的，而这也恰恰是杨安泽所擅长和一直在做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会主要介绍他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介绍杨安泽对政治，教育和移民政策的想法和建议。

 

“自由红利”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独有的概念

 

杨安泽“自由红利”政策实际上包含的就是一个“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概念，而对于“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支持遍布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和右，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主要是乌托邦——的概念。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最为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弗里德曼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根据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的介绍，弗里德曼早在1939年就提出过为全体公民设立“最低生活标准”的概念，随后他又提出过“负收入税”来补贴穷人。他自己也承认过“负收入税”所达到的经济效果和全民“基本收入”是一致的。

 

弗里德曼是从个人自由角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他不支持对穷人发放食物等用品，而是主张发钱，因为这把消费和选择的自主权交给了个人。弗里德曼同时表示，给穷人发钱，保证一定的生活标准，会让他们更有责任感。弗里德曼认为，当人在为生存和努力时，他/她是没有办法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或社区责任的，所以这种责任感只有在生活状况的改善情况下才会有提升。

 

除了弗里德曼，英国右翼经济智库亚当斯密研究所也公开表态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认为这是应对科技飞速发展对底层社会冲击的一个可行方法，并呼吁各国政府踊跃实践。而比利时政治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杨尼克·范徳彼特（Yannick Vanderborght）更是专门写了一本学术著作，名叫《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全面的论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杨安泽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论述

 

杨安泽是从技术发展角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他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技术变革。2015年，自动化已经摧毁了4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有研究预测，未来12年，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者将因自动化而失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人们将能够停止从事最危险、重复和枯燥的工作。这应该会让我们感到兴奋，但是如果美国工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能力支付基本生活用品，没有能力买房，没有能力为教育存钱，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信心的家庭——那么未来可能会非常黑暗。我国（指美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只有62.7%，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1人不在就业市场。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技术的出现，这将变得更加糟糕。”

 

杨安泽认为2016年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中部蓝领阶级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变得越来越无助。在杨安泽看来，特朗普只是美国社会问题和社会撕裂的一个具体“症状表现”，而不是“症结”。杨安泽认为，任何民主党总统竞选者想要战胜特朗普，都需要坦诚和直接的回答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如何在当下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让美国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底层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杨安泽的解决方案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即“自由红利”。

 

下面是杨安泽对于“自由红利”好处的论述 （网站“立委NLP频道”对于杨安泽竞选官网内容进行了中文翻译，我下面引用的段落即来自该网站的翻译版本）：

 

“鼓励人们去找工作。美国当前的许多就业福利项目在受助人找到工作时即取消福利，有时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比受雇前更糟。因此很多人干脆为了领福利就不找工作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很难找到比福利额度待遇更好的工作（这是很敏锐的观察，经济学界很早就有学术研究指出过类似的问题）。而‘自由红利’适用于所有成年人，无论他们的就业状况如何，所以受助人可以自由地寻求额外收入，而他们也会这样做。”

 

“‘自由红利’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因为有保障的、无条件的收入给了他们拒绝剥削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筹码。雇主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员工颐指气使。”

 

“‘自由红利’通过无附加条件的覆盖减少了官僚成本，确定谁有资格获得该福利的行政流程要简单得多，管理福利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全民基本收入’增加了创业精神，因为它提供了公司早期初创时期的基本需求，并在业务失败时充当安全网。它也给了你更多的消费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美国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itute）发现，美国民众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将创造460万个就业机会，并使经济持续增长12%。”

 

“‘全民基本收入’改善了接受者的心理健康，因为它减少了匮乏、贫困和财政不安全的状况，而这些是数百万人的主要压力来源。”（美国底层白人的心理问题目前十分严重，我之前也谈到过，请参见《黄亚生：美国底层的白人——站在美国悬崖边上的群体》。）

 

“‘全民基本收入’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研究表明，处于经济不安全困境的人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当于13个智商点。‘全民基本收入’将为人们提供安全保障，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他们的家庭。”

 

“ ‘全民基本收入’改善身体健康。随着经济安全程度的提高，人们更不容易受到压力、疾病和自我毁灭行为的影响。‘全民基本收入’在加拿大的一项实验显示，在‘全民基本收入’实施后，住院率下降了8.5%。”（当然，这里具体原因还是很难确立的。）

 

“‘全民基本收入’增加了艺术创作、非营利性工作和对所爱之人的关爱，因为它为那些对这类工作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份补充收入，而这些工作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支持。”

 

“‘全民基本收入’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因为更少的工人被困在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国家生产力将会提高，因为人们将能够找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并促进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在勾勒出了“自由红利”的积极作用后，杨安泽也阐述了自己将如何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实行这个计划。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观点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另一个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会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方面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顾虑杨安泽提出了很多主张，我在下面一一陈述。我不是研究美国税制的专家不敢说他的想法都是可行的，但是我认为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详尽的思考和方案，而不是随便提出的。在结语部分我讨论第二个反对的顾虑。我认为杨安泽没有对第二个顾虑做出很多的回应。

 

杨安泽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值税”。杨安泽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公司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在去年，美国科技巨头Amazon却得以以合法的方式没有上缴一分钱的联邦收入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通吃效应，这些科技公司还会越来越富有，而现有的收入税制度还是可以让它们有机会合法避税。杨安泽表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实行“增值税”，而不是“收入税”。目前，全球有超过160个国家有增值税，而美国不在其中。杨安泽表示，对于奢侈品，将征收更高的增值税，而对于日用品，比如生鲜水果，将考虑取消或收取极低的增值税。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可以使得科技企业所推出的产品和服务都会被征税，这笔数字会是可观的。

 

除了增值税，杨安泽还提出了几个其他帮助政策实现的资金来源，包括：

 

“美国政府当前的支出。美国目前每年在福利项目、食品券、残疾人等方面的开支在5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这降低了自由红利的成本，因为已经获得福利的人将有选择的权力，但将没有资格在继续享受现有福利之余，叠加获得全部的1000美元‘自由红利’。”

 

“此外，我们目前在医疗保健、监禁、无家可归服务等方面的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我们将节省1000 – 2000亿美元，因为人们会更好地照顾自己，避免进急诊室、监狱和露宿街头、一些研究表明，给贫穷的父母1美元可以导致多达7美元的社会成本节省和经济增长。”

 

“对高收入者征税和开征污染税。通过取消社会保障上限，实施金融交易税，结束对资本利得/附带利息的税收优惠，我们可以减少金融投机，同时为自由红利提供资金。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笔碳排放费，这笔费用将部分用于资助自由红利，以弥补支付该项目成本所需的余额。”

 

杨安泽自己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事实上已经从1980年代起实行了“全民基本收入”，而资金的来源是上世纪80年代阿拉斯加发现的油田的巨额利润。在杨安泽看来，科技就是21世纪新的“油田”。除此之外，世界上已经有国家在全面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了。

“全民基本收入”是可以缓解社会过于剧烈的贫富差距的

图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结语

 

大家关注杨安泽主要是因为他的“全民基本收入”设想，但是他对选举制度改革、教育和移民政策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因为篇幅有限，我将在下篇文章介绍。我支持杨安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他是“与时俱进”的。在民主党里我比较喜欢杨安泽这种比较“书呆子”（这里我指的是英文“nerdy”的意思，这个词在英文里是正面的）和“脑袋好使”（“Brainy”）的风格。其他民主党候选人还是传统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我觉得不够创新，而且他们都是律师思维，完全没有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思索。

 

回到他最有争议的“全民基本收入”。很多反对者所顾虑的原因是这样大的政府支出最终只会导致民众税率普遍增加和通货膨胀。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些顾虑，如果“全民基本收入”仅仅增加政府支出而没有任何增加供给的效应，有可能就会是拉丁美洲式的通货膨胀。但是这里隐含着有一个不成文的假设，就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高度统一的。（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通货膨胀率通常甚至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前提在美国是根本不成立的，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不是高度统一的。

 

问题的关键就是“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纯粹的再分配还是一个能够刺激供给的办法？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再分配，即使没有通货膨胀，可能会降低生产力的提升。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更多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通货膨胀，但这是一个在现阶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全民基本收入”从来没有实施过，我们没有大规模实证经验。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全民基本收入”对供给方产生负面的影响。“全民基本收入”肯定会负面地影响某些人的工作积极性，不承认这个可能性是不诚实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边际效应，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处于愿意工作和不愿意工作边缘状况的人群。（我们都认识这类的人，上班但不贡献。） 如果把“全民基本收入”想成是一个删选的工具，也许它会使这些边际工人退出劳工市场，这不见得是个坏事，至少不是那么坏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比上述假设更复杂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动态效应，有了“全民基本收入” ，公司可能会提高工资，减少“全民基本收入”的边际效应，减少对劳工市场的冲击。另外“全民基本收入”只是影响劳工市场的一个因素。移民政策和退休政策都会影响劳工市场供给关系。

 

另外一个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批评是说它是一个政府给的纯福利，是和我们对经济贡献脱钩的。我觉得这个批评是占不住脚的。第一，杨安泽强调的是通过向科技企业征税来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在纠正一个现存的脱钩现象，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为科技公司提供价值，但是我们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回报的。科技公司新产品的推出，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很多都是基于大量的用户数据的积累。我们每天都在用手机和计算机提供数据，但没有回报。对科技公司重点征税来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被认为是科技公司对民众给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种回报，而不是一个政府的福利。

 

第二，其实我们从政府那里享有的很多政策和福利都是和我们的贡献脱钩的。在这一点上，“全民基本收入”和政府其他政策没有任何区别。比如不管你每年向政府缴纳多少税收，你从政府那里拿到的政策好处都是一样的。比如你每年缴纳一万美元的税，而我缴纳十万美元的税，也不会造成我接受美国国防保护是你的十倍这种情况。我们公民受到同等国防保护，同等免签福利，同等境外大使馆帮助等等相等的权益。“自由红利”或者“全民基本收入”不应该是被理解成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收入，而是应被理解成一种和薪水和职业脱钩的基本和普遍的权益，而我们应该争论的是应不应该建立这个权益，而不是这个权益本身是不是应该是平等的，基本的和普遍的。

 

杨安泽“自由红利”的实行最大的障碍是政治上的。毕竟给每个公民一个貌似纯粹的福利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是很难被接受的，势必会受到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其实美国缺乏的不是好的政策主张，而是实施合理的这些经济政策的政治条件。杨安泽对美国政治体制也提出了改革的想法和方案。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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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经济，美国大选，美国社会，杨安泽

 

声明：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在表述和数据引用方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欢迎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