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司法部向国会和公众公布了特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被删节的报告原版。司法部表示，公布的报告称除了将大陪审团的证词、机密信息、与正在进行的调查有关的材料和其他敏感信息进行了删除外，尽最大可能保持了原版报告的完整性。

穆勒报告的公布给予了国会及美国社会各界了解“通俄门”调查细节的机会。我们现在对这份报告的理解都是基于美国司法部长巴尔3月24日对于穆勒报告主要结论的概述。巴尔声称穆勒调查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及相关人员与俄罗斯共谋。另外，在巴尔所做的概述里，他自己提供了一个特朗普没有妨碍司法的结论。

而报告公布后，我们可以直接知道穆勒对“通俄门”的结论。现在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巴尔结论说特朗普没有妨碍司法，但是从巴尔引用穆勒报告原文的一段话里，我们很清楚看出巴尔的这个结论和穆勒原意是有差距的。穆勒的报告是对于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未作出结论，而不是特朗普没有妨碍司法。

穆勒报告公布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判断。争议有两个：一个是穆勒未作结论是因为在美国司法部现有的政策架构下总统被认为是免予起诉的。如果是这个原因，穆勒可能会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政治领域解决而不是在法律领域。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穆勒没有找到达到法律标准的证据。

这两个争议都说明一个问题：法律和政治准绳是不一样的。即使穆勒无法在司法层面上认定特朗普犯了罪，但是，这并不表明特朗普在政治上是清白的。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然而在政治上，“排除合理怀疑”的思维方式和标准是不存在的，这是司法程序和政治程序的主要区别。

穆勒报告刚刚公布，我还没读，但是我相信这个报告里将有特朗普做的大量坏事和问题行为细节的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和川粉对巴尔3月24日对穆勒报告的概述欢呼雀跃是一个非理智的行为，  就是说法律上认定你不是个秦桧，但这不能证明你是个岳飞。

18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曾表示：“与其让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惩罚，不如让十个有罪的人逃避惩罚。”这句话对英美国家刑事制裁的司法程序影响极大。因为刑事制裁的后果极为严重，美国对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极其严格的，也就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美国法律界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有着很多版本的定义。简单来说，合理怀疑是仔细衡量所有证据后，基于理性和常理（常识？）产生的怀疑。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要超越合理怀疑，即如此确信，就好像毫不犹豫处理自己生活中相当严肃、重要的事务一样。也就是说，你要百分之一百相信被告是有罪的，而不只是停留在一定程度的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十分严苛的标准，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刑事制裁的错判。然而，政治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证伪的思维方式，就是你在判罪之前，你要对有罪这个假设进行证伪。在证伪失败以后，也就是在“排除合理怀疑”以后，假设才能成立，才能成为结论。

某种意义上，政治思维是相反的。政治思维是要证真，就是要收集和宣传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和观点，而不是去推翻这些证据和观点。另外，在政治标准比法律标准低。在政治上，相比“排除合理怀疑”的思维方式，更多被采用的是“合理怀疑”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可疑行为和相关证据的存在就可以让国会议员对总统产生不信任，开启和推动更多调查。能不能完全证明特朗普有罪是一回事，有没有可疑行为和相关证据是另一回事。

穆勒报告的公布所引发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把整个“通俄门“事件从法律领域转换到政治领域。

我在之前的文章《黄亚生：从穆勒调查结论的两党反应看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谈到，穆勒调查结束后，共和党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Adam Schiff）进行了声讨，要求他辞职。这些共和党议员指责希夫在穆勒报告结论出来前曾多次表态过他相信特朗普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勾结。3月28日，特朗普更是自己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要求希夫辞职。

希夫在对共和党议员的联名信的回应中表示，他认为穆勒调查中涉及到的一系列事件都让他有理由认为特朗普团队在竞选中存在不当的行为。比如，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在2016年于特朗普大厦与俄罗斯人会面时，对方提出了可以向特朗普团队提供俄罗斯政府收集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丑事”。而小特朗普当时的回应时愿意听一听对方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希夫声明，“有没有可疑行为和证据是一回事，而是否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共谋是另一回事。特别检察官能否毫无疑义地证明这一罪行，取决于特别检察官，我接受他的论断。”

希夫其实就是在针对小特朗普会见俄罗斯人等可疑行为进行合理怀疑，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希夫也完全接受了穆勒的调查报告的结论，因为他明白在司法程序上，不同于政治上，仅仅是“合理怀疑”是不够的。可以说，希夫这个思维模式一方面是理性和克制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法律和政治思维的区别。

上面的讨论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和政治准绳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说政治领域可以肯本不讲证据和原则？

回答否定的。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排除合理怀疑”和“合理怀疑”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一个良好运作的政治体制还是要依据“合理怀疑”的思维方式的，而不是没有任何合理性质的怀疑。怀疑是否有合理性就是 “赤裸裸”的党派政治和正常的党派政治之间的区别。

这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区别。上文指出，共和党指责了希夫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失职”，那我们就回顾下前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的“政绩。”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使命是保护国家安全，历史上它是所有国会委员会里面比较中性的和最不具有党派性质的委员会。但是努内斯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党派组织。在2018年8月曝光的一段秘密录音中，在一场筹款活动上，时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向一群共和党捐款人表示，众议院的共和党多数派过去和现在的使命就是保护特朗普。他表示他是穆勒的调查和特朗普之间的防火墙。努内斯在接受捐赠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穆勒无法证明总统是清白的，我们就是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必须保留所有的议会席位。我们必须保持多数。如果我们不保持多数，（这些对特朗普的保护）都会消失。” 在当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正在对特朗普通俄进行调查。努内斯的话说得很清楚，他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的首要目标是保护特朗普，而不是调查特朗普是否有过违法行为。

上世纪对于克林顿的弹劾案是另一个例子。1994年，美国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Ken Starr)被委任调查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是否与一家名叫白水公司的金融欺诈行为有关。然而，白水事件调查期间，克林顿被意外发现存在婚外情行为，斯塔尔的调查方向也随之转向了和最初调查目的毫无关系的克林顿的婚外情问题，而白水事件本身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1998年，肯·斯塔尔就其对克林顿婚外情的调查向国会提供报告，指控克林顿试图掩饰他的婚外情，存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虽然斯塔尔的调查是独立进行的，但他的这份报告被广泛认为具有极强的党派政治色彩，因为他的调查把一个完全属于一个政治家家庭内部的私事和个人隐私问题高度政治化。

随后，在10月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开始对弹劾克林顿。领导弹劾的是当时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顺便说一下，金里奇在进行对克林顿的弹劾期间一直维持着他自己的婚外情。）他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克林顿的丑闻会使共和党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获得6到30个额外的众议院席位。这也是金里奇极力推动弹劾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把民主党拉下马。然而，根据当时10月初的一项公开民调显示， 尽管70%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曾在面对婚外情问题上撒了谎，但只有36%的人希望他因此被弹劾。大多数人表示婚外情不是一个国会应该介入的事情。大部分的法律专家也都认为克林顿尝试掩饰婚外情的行为根本没有达到应该被弹劾的严重程度。

对克林顿的弹劾最后在参议院没有通过。

我们从共和党对克林顿和对特朗普的态度差别上就可以看到合理怀疑和没有合理怀疑思维的区别。共和党的党派政治是不基于任何证据和原则的。只要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克林顿是民主党，我就反对。特朗普是共和党，我就拥护。

当你在读穆勒的调查报告时，我希望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当年因为克林顿在婚外恋上撒了一个谎，共和党因此全面推动一场弹劾克林顿的议案。今天当你在穆勒报告里读到特朗普一系列和俄罗斯之间可疑的紧密接触以及他一再又一再在和俄罗斯有关的事情上撒谎和掩盖行为，虽然可能够不上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但你认为他应该不应该被弹劾？

如果你认为特朗普没有被穆勒指控犯罪，所以就不应该被弹劾，那说明你没搞明白“排除合理怀疑”和“合理怀疑“的区别。如果你支持弹劾那个偷情的克林顿但是不支持弹劾里通敌国嫌疑的特朗普，那你还没搞清”合理怀疑“和”非合理怀疑“的区别。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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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穆勒报告，民主党，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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