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快速崛起，很多学者都表达过对西方民主制度未来的担心，甚至是质疑。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更是在今年九月份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性的文章，表示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公民往往缺少维系民主制度运行的认知和心理能力。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他虽然不认同这名教授的结论，但他也认为现有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尤其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有自身脆弱的地方，需要完善。但与其说完全否定民主制度，黄教授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完善，但这样的完善有时会需要我们牺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们不投票的自由。

 

前言

 

今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学和心理学教授肖恩·罗斯伯格（Shawn W. Rosenberg）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主吞噬自己”的学术论文，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在论文中，罗斯伯格总结回顾了历史上对于民主机制和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定义得出结论：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制度的本身缺陷——公民往往缺少维系民主制度运行的认知和心理能力。民主制度假设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独立的，可以根据存在的信息和证据，就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做出理性且有逻辑的分析和判断。但罗斯伯格认为，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罗斯伯格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公民往往是脆弱的且易受外界影响的，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煽动性言论的影响。罗斯伯格谈到，之所以之前民主制度一直可以较为良好的运行是因为社会里的精英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维护民主制度，他们会引导民众如何参与民主生活。比如，“公正”是一个相对复杂和抽象的概念。社会精英可以将这个概念具体化为需要采取的措施，比如“拒绝性别上的工资歧视”等，帮助民众理解，并指引民主如何参与到民主制度运行中来（比如上街支持“拒绝性别上的工资歧视”的法案）。“然而，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精英对于民众思想上的绝对控制和引导在瓦解。

 

我不完全同意罗斯伯格的观点。原因很简单：如果人性的唯一本质真的是罗斯伯格所说的，是脆弱的且不经自己思索就极易受外界影响或的，那么在如今这个高速变化的社会里，每个人，或者至少是远高于现有比例的人，应该都会倒向右翼民粹主义。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比如华川粉，确实像巴甫洛夫效应一样倒向右翼民粹主义，但是确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并非如此。。

 

罗斯伯格的论点中有一点我是赞同的，那就是现有的民主制度运行机制，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运行机制，有自身脆弱的地方，需要完善。在我看来，美国民主最大的问题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偏差， 就是那些最容易被煽动的选民是最积极参与政治的，而理智的选民参与政治的成本高，参与度低。这是美国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

 

我在罗斯伯格文章发表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黄亚生：民主的“代价”——为什么美国应该强制投票》提出要提高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以及中层选民的投票率。第一，在设置民主制度的时候，要降低投票的门槛，比如施行电子投票（我在之前的文章《黄亚生：杨安泽，一个“另类”的总统竞选者（2）》中提及过电子投票的可行性）。第二就要求我们牺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们不投票的自由。《黄亚生：民主的“代价”——为什么美国应该强制投票》可以被认为是对罗斯伯格提出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在这里再次登出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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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选举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投票率很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是60.2%左右（不同统计机构得出的百分比略有不同）。全球有32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2014到2017年之间进行过国家大选，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在这32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行在第26位。而相比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则更低，长期维持在35%到50%之间。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是49.3%，这已经是1914年以来中期选举最高的投票率了。

 

投票率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投票结果不一定反映真正的民意。投票是有时间和机会成本的。投票需要时间，有时甚至会影响上班，赚钱，而美国的选举设置又非常不合理，投票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个周中时间。投票还有心理和精力成本，投票需要你去研究侯选人的政策主张和立场等等，这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和一定的认知。

 

这些成本对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不一样的人群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高收入和受过教育的人群来讲，心理和精力成本较低，但对低收入，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来讲，这个成本很可能是很高的，这会减低他们的投票率。而时间成本对高收入的人群则是影响更大，因为他们的时间的机会成本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岁数大的，退休的人群投票率高，因为他们的时间机会成本接近于零，而年轻人投票率低，因为他们的时间机会成本高。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说明投票率对影响选举结果的一个范例。 那年大选，年轻人投票率低，而老年人和低收入蓝领白人的人投票率则相对较高。原因很简单：投特朗普的票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尽职调查，他的口号都是煽动性的，都是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这对美国大约30%的选民来说节约了他们的心理和精力成本，使他们的投票率达到一个新高。但是投票的时间成本依然是固定的，不会因人而异的。时间成本降低了年轻人的投票率。结果就是特朗普的出奇获胜。

 

 

在2016年的大选中，低收入群体普遍投共和党，而高收入群体投民主党，但是相当一部分中间的选民选择了不投票。一个深层的原因是这些低收入的白人蓝领投票的机会成本低，另外有更强的动力，投票是他们用政治手段去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机会。这是堤外损失堤内补。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任何阶层的选民都有权利用政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民主的精髓。

 

 但在有很多人选择不投票的情况时，民主的体制会有发生系统性的偏差。第一，在有煽动性的政治家参选的情况下，会有更多无知的选民出来投票，使整个政府决策质量下降。第二，很多人不投票还会降低民主选举过程的质量。候选人会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蛊惑人心的事情上而不是做理性的政策讨论。第三，会使激进的候选人得利。越极端，越激进的，越不负责任的竞选纲领往往会使自己的铁杆支持者出来投票。候选人为了提高投票率往往会选择所谓“墙角主张”（Corner Solution）。 这三个系统偏差最大的输家是投票率低的中间选民。特朗普和英国脱欧都是在牺牲经济地位较高的白领，中上阶层的利益。

 

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施行强制投票制度。 我们常说投票是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但从数据上来看，显然美国有相当多的选民不这样看投票。他们常年不投票，不关心政治和政策的细节讨论。这类选民尤其容易受煽动性的政治家影响，如果投票的话，只是靠着直觉，感情和偏见投票。华川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强制投票会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它当然不会降低无知选民的投票率，但是它会提高收入高的和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以及中层选民的投票率。反对强制投票的群体的主要观点就是强制投票违反了民主的原则，即投票是一种权利，公民有权利选择投票，也有权利选择不投票。也有人把投票比作言论自由的一种，指出言论自由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可以选择不说话。

 

但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投票和不投票都可以是言论的一种，但两者的区别是投票作为言论来说它的信息是很清晰的。你投A就表达你支持A而不支持B。但是不投票的信息是模糊的，是不清晰的。举个例子，两个人，张三和李四，这次都不投票。张三是因为两个参选人他都不喜欢，但是李四不投票的原因是因为他那天正好要完成一个任务，没有时间来投票，其实李四是支持两个参选人之一的。但是我们完全无法从投票率区分张三和李四的情况，我们可能认为张三和李四都不喜欢这两个候选人，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用不投票来表达言论实际上是非常不准确的，这是一个很无效的言论自由的工具。  

 

在设置民主制度的时候，应该给它制定一定的门槛。要提高民主制度的质量可能就要求我们牺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们不投票的自由。

 

 

强制投票如何运转

目前全世界上有超过二十个民主国家实行强制投票，即国家内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在选举日必须投票，否则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主要是罚款）。

 

澳大利亚就是强制投票的代表国家。澳大利亚最早在1924年就引入了联邦选举层面的强制投票。但在当时，强制投票的对象只包括“21岁以上的大英帝国的子民”，不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1974年澳大利亚把强制投票年龄调整至18岁。1984年澳大利亚原住民也被要求需要强制投票。

 

在澳大利亚，如果符合投票资质的选民不参与投票，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罚款。缺席一次联邦层面的选举投票会收到约合17美元的罚金。当然，这个规则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纽约时报》在2018年曾针对强制投票问题采访过澳大利亚珀斯的居民，其中有人表示在缺席了一次地区投票后收到了罚单。但因为他提供了他当时在外出差的合理解释，而被免予罚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不记名投票，强制投票只能要求公民出现在投票地点，但公民依然可以选择投出空白票。

 

澳大利亚的强制投票机制还有一点值得借鉴，不同于美国的投票日设在星期二，澳大利亚的选举日设在周末，这为澳大利亚公民投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把投票变成了一个节日。澳大利亚国家辞典中心曾在2016年将"民主香肠"(Democracy sausage) 命名为澳大利亚年度词汇。这个词汇指的是联邦大选当天投票站外贩卖的面包夹香肠。在澳大利亚，投完票后进行庆祝，吃烧烤和香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说，投票日在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庆祝的假日。

 

 

强制投票的效果和好处

强制投票对于选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投票率的提升。根据国际民主和投票协助中心的统计数据，澳大利亚的投票率远高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这三个不强制投票的国家，达到九成。同样的高投票率也出现在其他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根据“美洲指标”的统计，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行更严格的强制投票的国家，有更高比例的选民计划参与投票。

 

 

除了投票率的提升，强制投票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极大地改善政治环境。目前美国的选举环境越来越两极化，选举日出来投票的大都是两党的核心支持者，中间选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很少出来投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曾发文设想了一个实行强制投票的美国。在那个假设的未来，加尔斯顿认为竞选活动将吸引更温和，摇摆不定的选民。两党议员也会“跨越两党的分歧，重新认识妥协的艺术。”在这样的一个未来，通过激进的言论煽动核心选民的策略将不在能够帮助党派获得胜利。

 

我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黄亚生：美国的民主怎么了？》中也指出，为什么投票率这么重要？就是说，假如你我是总统候选人，如果我们知道投票率是100%，这时候我们花的精力和时间要考虑我们怎么迎合中位选举人。但在美国体制下面投票是自愿的，选举人要考虑怎么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选举那天能够出来投票，而不是在家里待着看电视看球赛。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法律规定，你如果不投票你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要对你进行惩罚，这时候我想就不是说只是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选举那天能够出来投票，而是一个平均概念，一个中位概念。在任何社会里如果你是一个中位的人，这个人基本上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有理性的，而狂热分子是很难获得最终胜利的。

 

强制投票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好处，即很多人在反对强制投票时表示，强制投票会使得很多完全不了解选举人背景、缺乏相关政治知识的人随便投票，反倒对民主制度造成损害。然而，事实上，有多项研究表明，强制投票会在一个国家广泛增强公民的政治理解和政治知识，从而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普及和发展。澳大利亚政治学家吉尔·夏派德（Jill Sheppard）曾在2015年做了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强制投票的国家中，有更多的公民了解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时下的政策走向，这样的普及情况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群体中保持一致。夏派德也在研究中指出，相比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在不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只有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会了解如何解读当前国家的一些政治政策。原因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对于他们获取知识的成本低。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白人蓝领阶层会被煽动成为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了，实际上很多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他们都是十分有害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马尔科姆·迈克拉斯（Malcolm Mackerras）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强制投票可以强迫或者说潜移默化里促使公民去思考政治问题和评判国家政党。”

 

结语

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目前越来越明显。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催生了特朗普的出现，而特朗普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强制投票制度，让全国更多民众，尤其是中间温和选民更多发声，可以平衡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在强制投票的设置下，依靠极端政策煽动核心选民的方法会变得更难，只有更平衡的，更温和的和更理性的政策才会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Sheppard, J 2015, 'Compulsory voting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Testing a 'compelled engagement' hypothesis', Electoral Studies, vol. 40, pp. 300-307.

 

[2] Mackerras, M 1999, ‘Compulsory voting, party stability and electoral advantage in Australia’,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pp. 217-233.

 

文 |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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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美国政治，强制投票，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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